4月23日,是《鐵證如山——吉林省新發掘日本侵華檔案研究》一書首發的日子。活動剛一結束,25歲的李星和她的同事就紛紛跑到新書發佈的巨幅背景前留影。
  “大家多年來整理、翻譯的最新日本侵華資料終於公佈於眾了。”李星微微一笑。
  學日語的李星,大學畢業後成為吉林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快有3年工齡的85後姑娘,每天主要的工作是翻譯日文檔案和校對。
  李星說自己很幸運,剛工作就能參與這項工作,這讓她興奮了好幾天,因為它的意義重大。
  吉林省檔案館用多年時間新發掘、整理出一批日本侵華檔案,重點研究了其中89件。檔案內容涉及日軍強徵“慰安婦”、向731部隊“特別移送”人員、實施南京大屠殺、殘酷奴役勞工、對中國居民實施各種暴行、對我國東北地區實施移民侵略、囚禁審訊虐待美英戰俘和鎮壓東北抗日聯軍等八方面內容。
  專家認為,這批檔案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增添了新的鐵證。
  日軍的侵華鐵證
  吉林省是飽受日本侵華戰爭災難創傷的省份之一,由於長春曾是偽滿洲國“國都”,戰後挖出大量埋藏於地下的日本侵華檔案。
  近幾年,吉林省檔案館加大了館藏日本侵華檔案的發掘和研究力度。此次公佈的89件日本侵華檔案主要來源於關東憲兵隊檔案全宗,內容全部為日文書寫。檔案有報告、規定、信件、月報、要報、電話記錄、民情調查、動態觀察、調查表等文本記錄,還有部分圖片資料。
  此批檔案內容涉及經濟、政治、軍事、交通等方面,區域涉及華中、華北、東北和東南亞等地。檔案從內容到形式,從記事到行文都較“規範、嚴密、有序”。
  今已耄耋之年的趙素娟,是吉林省檔案館的離休幹部。在新書發佈前一天,作為親歷者,她向公眾講述了檔案被髮現和整理的過程。
  1953年11月,解放軍某部駐長春部隊在修理地下電線、鋪設管路過程中,發現偽滿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舊址(現為吉林省人民政府)地下埋藏有檔案。“長春市公安局組織人員,挖出了一大卡車日本關東憲兵隊檔案。”趙素娟說,因長期埋藏,出土的檔案大都粘在一起,或是爛成一團。1982年5月,吉林省公安廳把保管多年的關東憲兵隊檔案移交給吉林省檔案館。檔案館對破損嚴重的檔案進行了修複。
  這批檔案是關東軍在撤離長春之際,來不及焚毀而埋於地下的。
  據吉林省檔案館副館長穆占一介紹,從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到8月日本正式宣佈投降前後,日本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了一場銷毀檔案的國家行動。此次吉林省新發掘的日本侵華檔案是日本投降時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沒有來得及銷毀的檔案,是日軍自己留下的侵華鐵證。
  填補“慰安婦”問題研究的史料空白
  在剛接觸日軍檔案時的半年間,李星時常覺得壓抑。“每當看著檔案上清楚的字跡,就會控制不住地出現聯想的畫面。”李星說,那段時間,她實在不想再繼續翻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軍實施的“慰安婦”制度使亞洲及歐美等國家和地區難以計數的婦女慘遭蹂躪,蒙受了巨大的侮辱和傷痛。
  李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此次吉林省檔案館公佈的日本侵華檔案中,涉及日軍強徵“慰安婦”檔案共計25件,是從吉林省檔案館館藏關東憲兵隊全宗和偽滿中央銀行全宗中發掘出來的。其中有兩件《南京憲兵隊轄區治安恢復狀況的調查報告(通牒)》,兩件偽滿中央銀行電話記錄和21件各地憲兵隊上報的記載日軍強徵、蹂躪、奴役“慰安婦”惡行的《通信檢閱月報》等。
  在日軍華中派遣憲兵隊《關於南京憲兵隊轄區治安恢復狀況的調查報告(通牒)》中記錄了1938年2月1日至10日南京及周邊地區軍隊慰安設施狀況。檔案記載,日軍為侵略軍隊有比例地配備“慰安婦”。以南京的下關地區為例,當時駐扎日軍1200人,“慰安婦”為6人,“慰安婦”與士兵數的比例為1∶200。2月20日增加了11名“慰安婦”,比例變為1∶71。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慰安婦”問題已有20多年的蘇智良,被業內譽為研究“慰安婦”問題第一人。蘇智良曾撰文說:“堅持研究,是為了拒絕遺忘。我們為什麼不能釋懷,是因為作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仍未能像德國政府所做的那樣,徹底地、無保留地反省、認罪、謝罪。”
  在蘇智良看來,兩件偽滿洲中央銀行的電話記錄,清楚記載了日軍以軍用公款科目轉賬劃撥給日軍部隊“購買”“慰安婦”專項資金內容,這表明日軍實施“慰安婦”制度是日本的國家行為。他重點指出,日本是世界戰爭史上唯一的推行過“慰安婦”暴行的國家。
  此次公佈的檔案中還發現了朝鮮“慰安婦”檔案。日軍不論在中國還是東南亞都設置有“慰安所”,日軍實施“慰安婦”制度的普遍性得到證實。蘇智良說,部分檔案填補了“慰安婦”問題研究的史料空白,是反擊日本右翼否認強徵“慰安婦”、否認“慰安婦”是日本政府行為等言論的有力證據。
  發現731部隊進行活體試驗的直接證據
  眾所周知,731部隊是侵華日軍違反國際公約、秘密研製細菌武器的重要實驗基地,以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為代價。
  10多年前,吉林檔案館就把館藏有關731部隊“特別移送”的近200件檔案公佈於眾,並結集出版了《吉林省檔案館藏731部隊罪行鐵證》。此次重點研究了其中4件。
  吉林省檔案館研究館員陶敏解釋說,所謂特別移送,是指關東憲兵隊等軍警機關不經法庭審判將抓捕的抗日愛國人士及其他人員移交到731細菌部隊進行人體試驗的隱匿行為。
  在特別移送檔案中,日軍各地憲兵隊上報的審訊材料的右上角都蓋有關東軍司令部“軍司二課”和“特別移送”字樣的印章。同時,凡是關東憲兵隊下發有關“特別移送”的指令,都要抄給“關東軍第二課”。
  “這證明關東軍是‘特別移送’的組織者和指揮者,而關東憲兵隊是實施者。”陶敏說,由於侵華日軍一直將細菌武器的研製列入“絕密”加以掩蓋,因此這些檔案是記錄關東憲兵隊和731部隊相互勾結共同實施罪惡活動的原始文件,是歷史的真實記錄。
  記者看到,在孫吳憲兵隊《關於“特別移送”押送途中“蘇聯間諜”逃跑的報告》中記載,薑榮泉在被“特別移送”到哈爾濱憲兵隊途中成功逃跑。這成為目前有檔案記錄的在移送途中唯一逃出731部隊魔爪的人。
  日本投降前,731部隊轉移和銷毀了大部分檔案,至今許多細菌試驗的詳細情況不為人所知,所以日本右翼勢力藉機否認日軍細菌戰的戰爭責任。陶敏想告知公眾的是:“特別移送”檔案是侵華日軍進行活體試驗的直接證據,是開展731部隊罪行研究的新線索。
  南京大屠殺的新佐證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攻陷南京,隨即在南京及周邊地區,對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實施了長達6個多星期的大規模屠殺、搶掠、強姦和縱火等罪行,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上世紀6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開展研究,反映相關史實的原始檔案、刊行文獻和口述資料不斷出現。
  在此次公佈的89件日軍侵華檔案中,其中6件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實,5件為日軍遺留的原始檔案,另1件為刊登在日本報紙上的新聞報道,屬刊行文獻。
  其中值得註意的是,在1938年2月28日,侵華日軍華中派遣憲兵隊司令官大木繁《關於南京憲兵隊轄區治安恢復狀況的調查報告(通牒)》中記載了日軍在實施大屠殺前,南京市(不含下關)人口為100萬。
  吉林檔案館研究館員趙玉潔參與了此6件最新發現的大屠殺檔案研究。她認為,這個數字對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堅持南京戰前人口不足30萬的說法,是有力的回擊。
  記者還瞭解到,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通過郵政檢查制度封鎖暴行真相。日本占領東北後,以“加強防諜”的名義制定了軍事郵件檢查及地方普通郵件檢查制度。即對占領區的中外籍人士,包括在華日軍和家屬的信件、電報、電話進行秘密檢查。一旦發現被認為是泄露軍事機密,對日軍不利的言論,便作出消除、收沒、扣押和燒毀等處置;並由各地憲兵隊對認為有問題的內容摘抄整理,形成《郵政檢閱月報》或《郵政檢閱周報》,上報給關東憲兵隊司令部。
  在此次公佈的一份日軍中國駐屯憲兵隊《郵政檢閱周報》中摘抄了寫信人賴某(收信人兄長)從倫敦寫給在湖南省寧鄉縣城側石橋賴文麟的信。信中寫道:“據昨日報載,日本兵在南京強姦婦女數萬人,甚至連十二歲的少女也被強姦,強姦後被慘殺者不可計數,實在是慘無人道。”
  從苦難中汲取力量
  近年來,日本不斷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等荒謬言論。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地顛倒黑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檔案已被蓄意銷毀。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蔣立峰多年致力於日本歷史和中日關係研究。蔣立峰說,只有尊重歷史,才能擁有未來。但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利用釣魚島問題渲染“中國威脅”等行為,表明瞭日本在一系列歷史問題上翻案的倒退行徑,需要我們用更多歷史證據給予批判。
  吉林檔案館館藏有10萬卷日本侵華檔案。吉林省檔案館副館長穆占一認為以往檔案館對史料的發掘和研究力度不夠,“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每天看似面對著一排排沒有生命的檔案,但它們卻是會說話的歷史證據。”李星說自己更加領悟到作為一名青年和檔案館工作人員應該有的責任。  (原標題:鐵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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